Tzuan Wu
5 min readFeb 11, 2019

一種像我們的酷兒電影(但那是什麼?)

Imaging a queer cinema like ours (but what that is?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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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九零年代的台灣長大,很幸運地欣逢了所謂經濟發展帶動的文化開放。酷兒電影,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於此,對當時的許多人來說,影展是難得的機會可以大量接受來自全世界的,銀幕上的LGBTQ身影。電影美學與性少數社群,在狂歡節似的氣氛中有了交集。而當時流行的新酷兒電影(New Queer Cinema),也因為這樣的情境中成為下一代的教養。陶德海恩斯,葛瑞荒木,賈曼,葛斯范桑……這些酷兒電影作者作品的形貌各自不同,但用最模糊的說法,「個人的世界觀」,對我而言,這些電影如同神仙教母撒下的金粉,在電影世界的某個場域向四處延伸,長出一套邊界曖昧的親族系譜,上溯至惹內或考克多,往後有色情左膠Bruce La Bruce,還有實驗電影的Kenneth Anger, B片教父John Waters, 甚至非酷兒的電影作者寺山修司,蓋馬丁等等…..。當時,這些電影中的反叛精神與美學形式,不僅是對異性戀霸權的不服從,也是對電影工業建制的挑釁。我依稀記得每年拿到金馬影展手冊時,總是迫不及待地翻開LGBT與音樂單元,某種程度上,酷兒電影就是龐克,在某個時代與某個年紀,這些屬於次文化的精神樣態能被串連在一起,張開一片風景。

吳俊輝《(男孩)轉世》2003

台灣的LGBTQ電影似乎也在我的青春期中,漸漸地蔚為風尚,過去十幾年間,台灣累積了數量龐大的同志影視作品,每年至少有三部進入戲院放映的同志電影,甚至也有了LGBTQ主題的電影節和線上串流平台。然而,在我看過的多數的作品中,卻很少能嗅到當時影展中的酷兒電影們,那種鮮烈的氣味。雖然這些作品常常讓同性戀的角色說出感人的故事,青春可愛善良,值得觀眾同情的同志故事,似乎也成為螢幕上比較能被看見的樣貌,面對孤兒寡母,我也總會不爭氣地交出眼淚。其中佳作如十幾年前的《十七歲的天空》,或是最近的《誰先愛上他的》,演員美術導演皆秀異迷人。

但用類似模式,看似同理,卻包裝異性戀對同性愛的意淫的作品又有多少?而對我而言,比較難梳理情感的,則是令我憤怒或不解的作品,某些電影好像迫不及待地想成為社運秋鬥,將所有弱勢議題與社會問題串連在一起,卻僅僅是將主流媒體再現中的樣貌拼湊成的剪影……。雖然大家總說,有被看見就是好事吧,畢竟以數量來看,同性戀電影永遠都只會是電影中的一個少數類型,但在某種論述中,能見度與榜樣的誕生,似乎成為被過度看重的一件事。而電影,也不應該只是為了建立可以被認同或了解的螢幕形象而生。

這就是為什麼我懷念那些陪我長大的酷兒電影,賈曼的《卡拉瓦喬》、《花園》以及他所有的異教Super 8短片,松本俊夫的《薔薇的葬列》,葛瑞荒木的《全搞砸了》,甚至陶德海恩斯最為實驗的《毒藥》… 這些電影來自於對現實的憤怒,同時是酷兒的雙面:修羅與慈悲。在Lady Gaga之前,在次文化還沒有被收編之前,當campy不只是形容詞而能有所威嚇之時….。雖然,我也知道懷念就也只能懷念,而且這不只是台灣的問題。當時代改變後,像那樣的酷兒電影,在目前的電影世界中漸漸成為少數了。三島由紀夫在某次訪談中談到藝術的純粹時,他提到同性戀可能像是上市,普遍化了,這對同性戀本身是好事,但對文學而言可能就不再那麼有趣了。偶爾想起這句話,我總是感到非常驚悚,三島在六零年代的觀察,對網路世代的hipster文化來說還是有借鏡的價值,當認同成為可以超市裡分類購得的商品,就好像也喪失了某些厚度與值得珍視的地方。

後來我出國,做了一些所謂的實驗電影,作品或我也去了幾個稱作酷兒實驗影展的獨立電影節,比方說,蘇格蘭國際酷兒影展和柏林XPOSED酷兒影展,每次我問選片人,這些作品並沒有LGBT議題,適合嗎?他們總是半開玩笑地說,即使作品本身不是直接相關於LGBT,總是會在裡面找到那樣的感性與生命經驗,所以沒有關係。在這些已經非常小眾的影展中,卻經常比大影展更能看到作品的多樣性。而這些成本極低,常是作者一人獨立完成的電影,有的抽象難解,如Barbara Hammer的《Sanctus》,有的則宛若政治宣言,如Lasse Långström的《Robert Frank》或Erika Lust的許多色情片。形形色色的放映場合中,眾聲喧嘩,雖然我不總是能記得太多的電影,但有時候,所有的片子串連在一起時,這些影展的氣氛會讓我想到對當時初識酷兒電影的,某種懷舊的感性,如紐約的MixNYC影展,總是將場地裝飾的如趴場一般華麗,結合裝置藝術與表演,以極少的經費邀請各國的選片人前來,在眾聲喧嘩中不斷地以喧鬧同時進行控訴與和解……。

MIX NYC Queer Experimental Film Festival, 2014

在台灣,實驗電影一直不是很被重視的一塊。卻一直都有人在做,如吳俊輝最近展出的《製造地圖》,以血液精液沾染色情片與家庭電影,搭以極為精緻的手工放像與配樂,將情慾與恐懼融為一體。其實,在金穗獎 ,女性影展,遊牧影展,甚至一些當代藝術的場域中,不時都有這樣的作品存在,但如何讓這樣子的電影能被保存和脈絡化,仍需我們努力。而我認為,台灣作為一個妾身不名,認同混雜的島嶼,也許這會是我們產生出自己的新的美學系統的方法。

Originally published at www.filmtaiwan.org.